作者：持续智库研究小组
房屋协会受政府委托研究在两个郊野公园的边陲地带兴建公营房屋或老人院舍 工作尚未完成之际，香港大学科斯产权研究中心倡议填平船湾淡水湖，换取 1200 公顷土地兴建 30 万个住宅单位，是洪水桥新发展区可供应 6 万个单位的五倍。 填平淡水湖方案一出，再次掀起郊野公园应否只增不减的争议。
提供康乐休闲好去处
持续智库认为讨论“可以”与“不可以”发展郊野公园之前，应该先了解香港郊 野公园的源起和角色的变化，才能进行理性的讨论。
今天我们的郊野公园并非完全天然而成，二战期间香港资源短缺，不少居民在山 上大量砍伐林木作燃料或贩卖谋生，许多山头变成牛山濯濯，甚至寸草不生。战 后 20 年，港英政府为了提供足够燃料实行大规模造林，同时鼓励乡村居民种植 有经济价值的树木;当时设有伐木牌照制度，居民获有限度地砍伐树木自用和出 售，立法局更于 1953 年通过每年植林 1000 英亩(约 405 公顷)。
至六十年代，香港人开始转用其他燃料包括火水和炭等，荒山野岭砍树大幅减 少，树木得以保留，令郊野公园渐见雏形。植林地带的面积愈来愈大，郊野公园 必须重新定位。
今时今日，大家都重视保育郊野公园。追溯历史，划定区域作保育自然的概念， 一般认为源自 1872 年美国建立的黄石国家公园。当时美国国会订明黄石国家公 园是“人民的权益和享乐的公园或游乐场”，要永久留给后世，同时禁绝私人开 发它蕴藏的资源，例如水力、森林、放牧等;公园的土地也不能出售、殖民和占 用，连原住民也要迁走。这种保育模式其后由美国其他州份采纳，各自划出应受 保护的自然地带，成立国家公园。及后不少国家均参照美国模式建立自己的国家 公园，这概念相信是由港英政府的外籍官员引进本港推行的。
六十年代，香港林务官戴礼(P. A. Daley)认为，林务对保护环境有重要作用。 不过，当时大部分官员对此并不熟悉，港英政府于是邀请美国环境科学专家戴尔 博夫妇(L. M. Talbot & M. H. Talbot)来港勘察，并提出建议。他们于 1965 年提交《香港保存自然景物问题简要报告及建议》，主张“尽速实行成立国家公园及保存自然委员会”，此建议后来成为香港郊野公园的发展蓝本。
戴尔博在香港考察期间，知道不少港人缺乏地方消闲，因此认为可在郊野公园增 设康乐设施，为生活在挤迫都市数以百万计的居民，提供一个平衡工作与休闲的 生活。港英政府后来推出家乐径，让一家大小漫步郊野，沿途欣赏大自然美景， 享受清新的空气和恬静的环境。
让郊野公园发挥作用
戴尔博于 2016 年与传媒分享 50 多年前来港考察的所见所闻时说，当年政府为了 保护食水免受污染，禁止居民进入水塘范围，他曾亲眼目睹有人在水塘附近肆意 砍伐树木、生火煮茶和开辟道路等等，破坏水塘附近的生态和集水道，影响水质 和水源。这种情形后来渐渐改变，戴尔博建议政府开放水塘区域，并将之纳入郊 野公园范围，同时教育市民爱惜自然环境。
参与规划大榄郊野公园的渔护署前助理署长(郊野公园及海岸公园)王福义博 士，今年 4 月表示“七十年代我们是沿集水区来规划郊野公园，如果发展的话， 就是破坏我们一直以来建立保护环境的机制。”
除了水塘，不少郊野公园范围内的土地，曾有农耕活动，而且农产丰富。根据政 府的资料，城门和大帽山郊野公园部分地方曾有梯田。大帽山除了出产稻米和蔬 菜，还有茶叶;有传十七世纪曾盛极一时的本土茶场，也是在此地。虽然这些梯 田已荒废，但郊野公园内的植物种类仍然丰富，在北大屿山可发现珍贵的植物， 包括大头茶、兰花、荷树等;西贡东郊野公园则有罗汉松。这些资料说明郊野公 园与市民的生活是紧紧连在一起。
今天，香港因为人口增加而出现“土地荒”，我们认为应该重新检视如何善用郊 野公园，赋予它一些功能，帮助纾缓土地难求的困局。
持续智库曾于 2 月在本报撰文，建议政府放宽在郊野公园耕种，容许部分郊野公 园用作务农，以腾出那些已闲置或受破坏的农地作建屋之用。既可发挥郊野公园 的功能，又为喜欢务农的市民提供耕地，这个“三角短传”让郊野公园于建屋土 地不足之际有助解决问题，实在是值得考虑。
“打破框框 觅地解困”系列.三之二
2017 年 8 月 7 日刊于信报财经新闻 A 版 1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