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转移系列之二 – 持续发展成就取决于善用土地 (信报 A20)

作者：凌伟明

人类历史的发展不断向前迈进，现代科技文明的发达，成就了城市化生活物质上的富裕。不过，任何经济活动均须付出代价，涉及社会成本 — 人类物质文明的建立，无可避免地必须建基于大自然资源的耗用上。

然而，地球资源有限，人类欲望无穷，数世纪以来的耗用，尤其是现代工业和后工业社会崛起，大量中产阶级涌现，以及随之而来的物质主义消费模式，已经造成环境失衡和生态破坏，结果引起全球人类广泛关注。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热门议题。所谓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是观念上的改变，认识和承认物有其尽之时，人类对大自然的掠夺和消耗，应该有所克制，并留有余地，绝对不能予取予携，为所欲为，否则只会带来无可补救的破坏；人类文明也就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最终要由下一代承担一切恶果。

1987年，联合国属下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Brundtland Report，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为可持续发展作出定义：“既能满足我们现今的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能满足他们的需求的发展模式。”也就是说，必须在满足现今需求和满足子孙后代的需求之间，取得平衡。

顺应自然 善待环境

西方的可持续发展观点与东方的智慧不谋而合。中国的传统文化根源于儒、释、道三大文化思想系统。儒家以人为本，重视社会和谐；佛家讲求整合思维，物我相依；道家强调天人合一，主张阴阳调和。在历史的长河中，事物瞬息万变，人类社会应该顺应自然、配合天时，善待环境，才可进退有度、持续发展。

香港地少人多，只有一千一百零八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却超逾七百万，真正用作住宅用地的土地只有七十六平方公里，占总面积6.86%；当中占全港绝大多数人口的私人住宅和公屋，合共仅四十一平方公里，即只占总面积的3.7%。

以下是规划署有关土地用途的分布情况。

显而易见，本港现时土地用途的分配并不合理。

正如科大经济学系主任雷鼎鸣教授指出，土地资源明显出现错配。以制造业为例，在七十年代末雇用的劳动人口接近一百万人，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拾级而下，到2010年，已经减少到不足十二万人；可是工业用地的面积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从1991年的九平方公里增加到2010年的二十六平方公里，比四大经济支柱之一商贸业的用地为多，其中当然有相当高的空置率。

内地农产 无限输港

另一方面，从事农业及渔业的人口现时已减少到只有七千多人，但全港4.6%土地却锁为农地，其中约八成更是荒废多年，实在是严重浪费土地资源。殖民地时代早期，在保持香港有大量农地的理念背后，有“于必要时可以为本土居民供应粮食”的考虑。

可是，以今天香港的庞大人口来说，要靠本地生产供应粮食，实属天方夜谭。自从1989年开始，内地农产品可以无限额输入香港市场，多年下来，已几乎完全取代了本地农作物。根据蔬菜统营处2009/2010年年报所载，经该处销售的蔬菜，本地出产的在总销售金额中，仅占不到1.7%！

这些资源错配的现象，是政府没有因时制宜﹑调整规划政策的结果。老子《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要顺应社会自然的发展，不要强加干预。现在香港的经济发展已经转型，社会上的需求也已经改变，还是执着不合时宜的老规矩，就是干预社会自然发展的轨迹，当然无法让发展可持续下去。

从西方的Brundtland Report 的持续发展理念看，这样反其道而行的政策，恐怕既不能满足现今的需求，也必不能满足后代不断进展的需求。

如何有效运用现有的土地资源？增加土地供应，正是香港可持续发展最关键之处。其实，特区政府并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方面的重要性。2009年，特首曾荫权在《施政报告》提出计划开发地下空间，善用岩洞；土木工程拓展署便已委托顾问作出可行性研究，证实其理念的可行；可惜进展缓慢，到现在仍未见展开实际的开发工作。

利用优势 发挥潜能

这不禁令人想到，如果我们能从检视现行规划着手，减少资源错配，将部分废置的工业用地和农地，用之于亟需土地的商业和住房，也许能立竿见影，何必舍近图远呢﹗

土地是文明发展的基础，土地用途不应该只照顾住房和商贸活动，还须照顾教育、文化、艺术发展和其他社会需要。此外，更要考虑香港未来的社会及经济发展，以及在国家“十二五”规划下，香港于大珠三角都市经济圈的区域合作上应扮演的角色，才能充份利用天赋的地利和环境的优势，发挥自己的潜能，维持国际金融中心和大都会的地位。